学《论语》 读《三国》 品山东

以儒家思想为内核  以梁山文化为表征

——浅论山东人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及其形成

251500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第一中学   崔玉华

泰山在这里崛起，黄河在这里入海，孔子在这里诞生——啊，山东！

“一山一水一圣人”，是对山东的经典描述与高度概括。泰山，五岳独尊，昂首苍天，中华脊梁的化身；黄河，九曲激荡，哺育大地，民族母亲的象征；孔子，万世师表，教化民众，华夏文明的灵魂。这些人文意义，我们耳熟能详，铭刻于心，作为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每念及此，豪情顿生。但我们在自豪的同时，似乎感觉还应该加上这样一句：“梁山好汉在这里啸聚山林，出没水泊！”

是的，应该加上这项内容，否则，对山东的描述就不够真切，对山东的概括就不够完整，对山东的了解就不够全面，对山东的认识就不够深刻。《水浒传》作为经典小说的传世和流行，梁山好汉演绎的那些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以及由此形成的“梁山文化”所产生的感染力之深、震撼力之大和冲击力之强，完全可以作为以上说法的注脚或者诠释。

我们不能不惊异、不能不思考山东文化的奇特现象：文则儒家思想，武则梁山文化。而且看似迥异的两种文化并行不悖，和谐共存，都对山东对全国、对历史对民众已经产生了和正在产生着并将继续产生出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国度，土生土长的宗教是道教，但是人们对待道教似乎不那么热心，外来佛教和基督教的信仰者也是寥寥，人们似乎更喜欢在街头巷尾或者茶余饭后像拉呱那样嘻嘻哈哈地说道说道有关这些宗教的故事。然而，人们对待儒家思想却有着宗教般的虔诚，以致研究中国文化的国外学者称儒家思想为儒教。儒家思想，折射出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讲述着民众的社会生活愿望，反映了人们对于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秩序的理想和期待，体现着历史的政治诉求，描绘出中国式“大同世界”与“和谐社会”的原始蓝图，成为塑造民族心灵、修养民族性情、教化民族道德、构建民族伦理的具有普世价值的规范和准则。儒家思想渗透在人们的脑海中，流淌于人们的血液里，沉淀到人们的骨髓上。人民群众尤其是山东人在社会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践行着孔子的思想，“温良恭俭让”和“仁义礼智信”是人们修养的行为准则和理想境界，更是山东人显著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儒家思想覆盖着个人和家庭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群体与社会的角角落落。朝代更迭了一茬又一茬，皇帝更换了一个又一个，却没有一个人像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那样成为“万世师表” 受到千秋万代的顶礼膜拜，而独有孔子依靠思想而不是权杖成为无冕之王。孔子是中国教育领域、文化领域和思想领域吹不灭的“长明灯”、 打不死的“老寿星” 和推不倒的“不倒翁”，是中国教育的圣哲、中国文化的昆仑和中国思想的巨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才是最有资格被人们高呼“万寿无疆”的人！他以他的卓越才华、人格魅力及其博大精深、超越时空的学说和思想哺育和教化了山东人和中国人。人民群众也以儒家思想作为标尺，通过自身的切身体验和真实感受，来衡量社会形势的治乱兴衰，评价统治阶级的是非功过。

然而，儒家思想似乎有一个先天不足，那就是重视正面引导和教化，而缺少反面警戒和惩罚。当“外儒内法”的统治阶级披着温柔敦厚的儒家外衣而运用严刑峻法的法家手段残酷剥削和压迫百姓的时候，当朝廷腐败、奸佞当道的时候，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候，当“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的时候，当达官贵人常年钟鸣鼎食、依红偎翠、荒淫无度而平民百姓只有绳床瓦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候，当“温良恭俭让”被践踏、“ 仁义礼智信”被利用的时候，当道德滑坡、伦理沦丧而道德伦理仅仅作为道貌岸然者的遮羞布的时候，当社会黑暗、混乱得已经不符合儒家的社会理想不符合人民群众意愿的时候，儒家思想却没有给出变革社会现实、造福天下苍生的理论和方案，没有教给人们怎样反抗和斗争。而恰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梁山好汉用他们响彻云霄的口号和雷厉风行、敢作敢为的行为方式填补了这种空白。

梁山好汉虽然社会出身不同、人生遭遇各异，但都因为一个“逼”字，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

他们服从道义的呼唤，响应时代的号召，承载人民的愿望，体现群众的诉求。他们气呼呼地否定朝廷“奉天承运”的虚伪鬼话，他们呼啦啦扯起自己“替天行道” （笔者以为“替天行道”中的“道”并非道家学派的“道”，而是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伦理和世道人心以及维系社会稳定、群体和谐的规范和准则，也可理解为仁政或王道）的猎猎大旗。既然官府不按套路出牌，他们也就剑走偏锋。“谁不让人民好过，谁就别想过好”是他们朴素的信条，“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他们行为的方式。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他们就强行分配，让被剥夺的民间财富重新回到民间，挖开了不公正分配体制之外的民间渠道。他们喊出了人们敢怒不敢言的心声，他们干出了人们想做不敢做的大事。 他们既有冷峻的严酷，更有滚烫的热血。他们用掷地有声的清脆和洪亮，呵护庄严圣洁的规范和准则。他们对邪恶势力是粗鲁粗野粗暴，对弱势群体则细心细致细腻。 他们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豪言，但实实在在这么做了；他们没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语，却风风火火这么干了。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粗犷豪放，率性快意。他们创造了别样的桃花源，生活在理想的快活林。在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他们不需要也不屑于别人的恩准，而是自己批准自己建立了那个时代颇具中国特色的“山水家园”、“独立王国” 和“经济特区”。但他们不是烟波钓徒，不为隐士之举；他们不是山林樵夫，不享田园之乐。他们没有正襟危坐、摇头晃脑地诵读“子曰诗云”却维护着儒家理想，他们不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地教导仁义道德但却践行着大仁大义。他们以德报德，他们以直报怨。他们在官府的腐败中和体制的缺陷里，迸发出猛烈而正义的民间力量！

总之，黑暗现实造就了他们的正气，奸佞小人逼出了他们的叛逆。本来，“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那个时代的生活憧憬，但他们却把脑袋扛在双肩之上，愣是冒险在剑刃和刀锋之间跳起了古代的霹雳舞，而且节奏分明，音韵铿锵，步伐矫健，舞姿潇洒。他们不但为民众代言，而且为民众作为。他们的口号，响彻云霄，深入人心；他们的行动，打击邪恶，造福民众。他们让底层民众的心灵受到慰藉，精神为之振奋；他们让冤屈得以昭雪，让正义得以伸张。他们不为权贵锦上添花，而为民众雪中送炭。

如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么，梁山好汉恰恰在压迫下的反抗中实践了这条真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把梁山好汉的行为称为农民起义，这次农民起义具备革命的内容和形式、性质与特点。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梁山好汉很难参悟社会的复杂和深邃，梁山起义似乎更像是本能的自发的反抗，而不像是理性的自觉的革命，或者说这是一次不成熟不彻底的革命。诚然，梁山好汉树起了道义的大旗，喊出了正义的口号，做出了仗义的行为，但却没有成熟的革命纲领，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他们出身各异，成分复杂，起义的原因和动机也不尽相同；他们没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清晰而透彻的理论分析，也没有对起义队伍进行彻底的阶级思想的教育和改造。我们知道，农民起义的结局，要么是被镇压被消灭，要么是接受招安、归顺官府，要么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从而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在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代表和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的社会背景下，在没有崭新的革命理论作指导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的命运只能是这几种可能。毛泽东同志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梁山起义虽然具备暴烈的行动，却没有斗争到底，没有推翻统治阶级和旧的政权；起义领袖宋江既没有隐居山林，也没有遁入空门，而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选择并走上了招安的道路，葬送了起义队伍，毁掉了革命成果，从与以前相反的角度诠释了儒家思想之中忠君思想的渗透力之大之深。与其说这是宋江的错误，毋宁说这是历史的宿命之一，因为即使没有宋江，也会有另外的农民起义在思想上、行为上和结局上体现这种历史宿命。梁山成不了井冈山，宋江也成不了毛泽东。

风云际会，河汉浩渺。梁山好汉在社会的浊流里打捞着清澈的希望，但也在历史的波涛中打捞出沉重的叹息。梁山起义，既是英雄的史诗，也是革命的悲剧。

然而，梁山好汉们书写英雄史诗、演绎革命悲剧的过程，却极大地感染和影响了山东人和中国人。他们的行为方式大俗大雅，他们的故事情节大开大合，他们的起义形势大起大落，他们体现出来的宝贵品格、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从儒家之外以粗犷暴烈的反抗而不是温柔敦厚的说教帮助儒家完成了对人们思想性格的影响和塑造、对文化心理的刻画和定型、对儒家思想的补充和完善，梁山文化是对儒家思想的另一种解说，是对儒家思想的另一种践行，是对儒家思想的另一种维护。可以这样说，山东人的道德品质、性格特征、思维心理和精神风貌以及行为方式是儒家思想与梁山文化合力造就的，而不仅仅是儒家思想单一教化的结果。

儒家思想与梁山文化“同质异形”，都是山东思想的图腾，山东精神的名片，山东性格的符号。谈论山东、品味山东、研究山东，如果仅对儒家思想顶礼膜拜而对梁山文化轻描淡写，或者仅对梁山文化津津乐道而将儒家思想束之高阁都是片面的和不科学的。只有将两者共同谈论、交互评价，既观其异形，又察其同质，才能全面、辩证、深刻地了解认识山东人，山东人也才能感到文化的认同、身份的归属和心灵的共振、精神的皈依。儒家思想和梁山文化的合力作用一直广泛而深刻地存在并将继续存在，闯关东的“朱开山们”，地雷战、铁道战的游击队员们，吃苦菜花的革命者们，沂蒙“红嫂们”，舍己救人的“孟祥斌们”，等等，等等，都是儒家思想和梁山文化合力滋养哺育出的优秀儿女和杰出代表。最后，我们不妨这样概括山东人的特点：以儒家思想为内核，以梁山文化为表征。